西周炊器，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通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1951年潘达于女士捐赠，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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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语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与大盂鼎铭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此器铭文中用字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