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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 古梅图 96×55cm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八大山人的绘画，大多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主观的成分比较多。如画鱼、鸟，经常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署款“八大山人”，连缀如“哭之笑之”寓“哭笑不得”之意。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出他孤愤的心境和个性。
八大山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艺术倾向，他充分运用了借物抒情的手法表现了强烈的艺术个性，尤其是他在花鸟画方面的成就，象征手法更多，政治寓意更为明显。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出他孤愤的心境和个性。八大山人晚期的作品把客观物象与自我精神融合一体，塑造出物我合一的艺术形象，他画的石头大多是上大下小，时有岌岌倾倒之势。他57岁时画了一幅《古梅图》：画面表现了这样一棵古梅，树根外露、主干空裂、树顶光秃蟠屈、疏枝下垂、瘦硬如铁，梅花数朵用浓淡相间的墨色点成，形象挺拔古怪，虽然根不着土，但是却显示出顽强的抵抗力和生命力。画的上方先后题了三首诗，在这三首诗里有这样的诗句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首里“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尘”的诗句正是作者驱逐达虏、还我山河愿望的表露；在第二首的“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的诗句里，思肖是画梅专家，采薇说的是不食周粟的商代故臣伯夷和叔齐采薇首阳山的故事，这里表现了画家怀念故国、效仿古人而不能的矛盾心理；第三首的“苦泪交千点”则使我们想到作者的悲痛欲绝，泪流满面的情景。作者在作这幅画的时间已经是康熙二十一年了，这时明代灭亡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他虽然有反清复明之志但是看到清朝的统治日益巩固，一种希望破灭而又绝望的痛苦心情与思想在他的内心交织，欲罢不能、欲休不能；作品用笔用墨简练，加上方的诗书，诗画合璧，又充分体现了自元代以来的文人趣昧的绘画风格特点，真可谓笔笔含情、句句噙泪。
八大山人的作品中的确有许多气节的表现，如《传綮写生册》中只署天干地支或星岁纪年的使用，无疑是标志着八大山人一生不奉清朝正朔的重大气节体现，该套作品先后所钤盖的“雪衲”“钝汉”印章，也是八大山人用印章的形式，将自己欲“雪耻”“雪恨”和表示汉民族正在受到外邦民族折磨蹂躏的思想隐藏于印文中的气节表现。在众多的诗中所引用的“旧山河”、“宋山河”、“郑思肖”典故和词句，也是八大山人借以表现气节的举动。历来为理论界所津津乐道的单腿独立的禽鸟——被喻为与清廷势不两立，上大下小欲倾将坠的怪石——被喻为清廷统治不得人心，摇摇欲坠，以及白眼向上的动物眼睛——被喻为不满清廷统治，愤世嫉俗等，也可以看成是八大山人在用以区别于传统的独特绘画造型，表现自己的气节情怀。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清政府的逐渐稳固以及清政府采取的政策，促使整个社会在认识和观念上的迅速转变。对于前朝遗民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八大山人也只好借绘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而且，清政府针对“遗民”这样的称号不但不犯忌，还成为道德高尚的代名词。这便是八大山人敢于在《个山小像》上，公然钤盖代表自己身世的“西江弋阳王孙”印章。而反映在八大山人身上的矛盾，是在这一独特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的现象。现象的存在并不直接影响到他们以“气节”形式而出现的艺术作品。这种矛盾还在于康熙怀柔政策对士子阶层的笼络。在康熙皇帝的一系列苦心孤诣的作用下，遗民阶层和汉族士大夫们终于心悦诚服地大面积归附。大批隐逸之士由冷漠转而热衷于科举，这说明怀柔政策在促进遗民士人阶层对清王朝的认识转变上，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这种政策使明末遗民从那种颓废、消极的对立情绪和思想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找到了一种相互协调的心理依据。这样看来，气节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全面地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生存环境，才能对八大山人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作出公正符合实际的气节判断。
最终笼罩着八大山人的是社会的责任感与人类共同的忧患意识，使他无论颠狂还是隐居，莫名的痛苦和烦恼一直跟随着他。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社会时局的政治因素，而是来自于一种大寂寞、大悲哀，但他却以真诚对待自然以及绘画艺术。
